富士康为何频繁发生员工用跳楼方式结束生命的极端事件？其背后有何引发我们深思的社会原因？记者近日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立雄，他向记者一一分析了包括打工者、企业、工会乃至社会环境的诸多因素。
打工者：劳动强度大 娱乐贫乏 工会缺位
致力于中国劳动者工作及福利状况研究的杨立雄曾作为人民大学课题组成员于2005年赴深圳对农民工状况展开实地调研。记者在他独家提供给人民网的调查报告中看到，被调查的深圳农民工将工作时间控制在8小时以内的不足五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达到52.9%，有超过一半(50.2%)的农民工在近一个月不能保证4天的休息。
此前有记者在“潜伏”深圳富士康近一个月之后披露，每个富士康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跳楼悲剧，其实这反映了目前农民工群体普遍处于缺乏娱乐文化生活的状态，”杨立雄说，“由于生存压力大，他们大都在工余时间继续加班，面对枯燥的工作环境仍需全神贯注地工作，这是在透支他们年轻的生命。”
杨立雄在调研中还发现，当劳动权益受到损害时，只有两成农民工会向企业劳动争议委员会求助，其余则表示“企业没有仲裁机构”或“从未听说过”。调查样本显示，超过85%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会，近90%农民工表示没有得到过工会组织的帮助。
“由于企业内部工会是企业的一个部门，一些工会负责人由企业管理层兼职，这就造成一部分工会实际上很少能为劳动者说话，”杨立雄向人民网记者表示，“在这种模式下，即使有富士康频发员工跳楼自杀的前车之鉴，日后也很难借助工会力量来缓解这种局面。”
企业方：GDP优先下盲目追求利润 缺乏人性化管理
“跳楼门”事件发生后，舆论将矛头指向富士康“军事化”管理模式。杨立雄向记者分析企业实行严苛管理的弊端。
“企业对员工实行‘圈养’，这是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当一个企业要整天对员工是否偷窃疑神疑鬼，采取搜身甚至打骂的方式来管理员工，这难以让打工者感受到尊严。”
心理咨询师刘宝峰则认为，企业管理者要多对员工进行心灵上的关怀，例如定期组织员工娱乐活动，给员工过生日等，让员工感受到“人情味”。
在采访过程中，杨立雄屡次向记者强调企业“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据他了解，深圳目前很多工厂实行的都是封闭式管理，员工工作、吃饭、睡觉、休息都在厂区内进行，这实际上封锁了员工释放压力的出口。
已经辞职的富士康员工小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单调重复的工作已把他们训练成了机器人。
“农民工有自己的工作，但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杨立雄说。
但实际上，我们在责问企业为何不能更“温情”地管理员工的背后，又不得不提及当地政府以GDP为先、用税收衡量企业“功绩”的更深层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逼迫企业“必须以利润为导向，把员工当做生产机器”。
杨立雄指出这种GDP优先论对于保护农民工权益的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地方上逐渐演变为‘唯效率’论，甚至‘唯GDP主义’，经济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唯一指标。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各地方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吸引资本投入，然而这种投资往往以牺牲地方的税收、环境、雇员的利益为代价。为了吸引和留住投资，地方政府只能在劳动监察和社会保障方面做出让步。调研发现，农民工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做得好的地区，在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杨立雄认为，企业除了为政府贡献税收之外，它还应当担负其他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并不只是在大灾面前捐款，而是要在日常管理中体现出为员工创造出舒适的工作环境，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
让人稍感宽慰的是，富士康媒体新闻发言人刘坤5月16日回应称，富士康正积极并已经制定相关措施疏导员工压力。据称，富士康已经整合了集团资源，建立员工关爱中心，利用24小时的值班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让员工及时打电话咨询和求助。
社会环境：户籍政策排斥 农民工难以形成自身利益群体
不管什么样的企业，都无法摆脱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资本的收益高、劳动者的收益低，本地人社保程度高、外来打工者社保程度低等问题，并不只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打工者面临的普遍问题。
杨立雄在调研报告中指出，由于户籍制度的排斥，进城务工人员在其工作的城市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由于政治、社会等原因，很难形成利益群体，也没有利益的代言人，因而虽然具有庞大的数量，却很难形成一股力量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
在他的样本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在回答“单位管理人员对本地员工与外地员工是否能做到一视同仁”时，有1/4的农民工选择“不能”；在回答“有无任意打骂处置农民工的行为”这一问题时，有17.2%的农民工选择“有”。
“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缺位的情况下，农民工遇到困难后，首选求助对象只能是朋友老乡，向政府求助的只占极少数。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后，往往也是选择亲朋好友帮助，有些人选择默默忍受。”
基于相似的考虑，也有社会专家建议，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具有普遍意义。
“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强利益主体(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力度，完善人大代表选择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当然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杨立雄最后向记者如是说。他认为这是杜绝“跳楼门”再度发生的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