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辽宁省高校毕业生达到了26.4万人，大学生就业老生常谈的现实难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在如此众多的就业群体中，还有比例弱小到忽略不计的群体——残疾人大学生。来自辽宁省残联的数据是，2012年毕业的残疾人大学生有百余人，沈阳市残联的数据是，沈阳籍残疾大学生毕业人数是17人。
相较于普通大学生，残疾大学生就业之路更加坎坷，尽管有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但在几十万就业大军面前，残疾人大学生们不得不面对社会意识的畸形，以及自身必须克服的生理难题，他们的就业之路难免呈现出某种残缺的窘境。
从烈日炎炎的盛夏进入到雨雪交加的初冬，2012年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的邵金辉仍然在寻找工作的焦虑中，从毕业前至今，邵金辉发出了245份求职简历，也曾在三家医院实习过，但目前的状态仍然是待业。
与众多的同学不同，邵金辉是个残疾人，因为儿时发烧引发的脑瘫留给他明显的印记，左手呈佝偻状，无法正常使用，右脚偏内近90度，走路一瘸一拐。
当医生是全家的梦想
在求职简历中，邵金辉没有回避自己的残疾：“我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我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理想的指引下，我考了辽宁中医药大学，在那里继续了我的梦想……”
借助在同学租住的房屋里，邵金辉尽可能减少下楼的次数，7层楼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有些气喘吁吁，对于邵金辉来说花费的时间要超过常人好几倍。不过，这对邵金辉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问题，想起上学时，同学们可以跑着跳着欢快地迈过楼梯上学，邵金辉就不得不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来适应这个社会。
其实在更早之前，从上学起，邵金辉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与同学们的不同，在好奇探究的眼光里，邵金辉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上，希望通过优秀的成绩拉近自己与同学们存在的天然距离。
上大学之前，邵金辉并非没有设想过四年后求职的难处，但现实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求职简历中，邵金辉没有回避自己的残疾：“我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我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理想的指引下，我考了辽宁中医药大学，在那里继续了我的梦想……”
可是，毕业的到来让“继续的梦想”不得不暂时中止。虽然在学校的帮助下，邵金辉先后在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以及沈阳另一家医院各实习了几个月的时间，但这种实习对邵金辉的留用并无多大帮助，邵金辉也表示：“因为临近毕业，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实习的时候也是断断续续的。”邵金辉曾经实习过的科室也表示，对邵金辉“没什么印象了”。
邵金辉在2012年5月至8月在北镇市中医院工作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邵金辉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每天穿着白大褂，虽然是在放射科工作，但我觉得自己是名医生了。”拿着每月1150元的薪水，邵金辉很满足：“就算是没薪水，我也愿意一直做下去。”
但邵金辉最后仍然没有留下来，邵金辉工作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孩子很刻苦也很努力，但是否留下并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估计(没留下)还是因为身体。”
这一次的无疾而终，对邵金辉打击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残疾大学生，我并不需要社会上给予我们过多的照顾，我只需要一个平台，能够和普通大学生平等竞争的平台，为什么连这个平台都没有呢?”
邵金辉的母亲说：“家里知道他找工作不容易，也曾建议他先找找别的工作，可孩子就想当医生，孩子是因为生病致残，他想当医生救治跟他有同样病症的人，为了他读书，家里让还念初中的妹妹辍学，一起供他念书，让他成为一名医生，是全家人的梦想。”邵金辉的母亲准备一直支持儿子的梦想，哪怕儿子始终找不到工作。
对于邵金辉的执著，辽宁省残联残疾人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段志伟非常理解，在残疾人就业领域，段志伟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段志伟说：“我曾经跟邵金辉谈过，像他这样的大学生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要比普通人完成学业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辛苦，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对于未来的就业要求就会比普通人更高，这些孩子的就业面本来就很窄，但都去想高端职业。”
普遍的就业之困
“残疾大学生就业面临的困难，也会在普通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现在政府每年都会给这些孩子提供平台，提供支持政策和公益岗位，但仅仅靠政府还是不够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残联副理事长孙淑君表示。
事实上，与邵金辉同期毕业的90多个同学中，能够成为医生的也寥寥无几，其中的30多个选择了考研，邵金辉熟络的几个同学中，有的选择了去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还有三个至今没找到工作。
邵金辉认为自己并不是偏执：“现在农村中，村医大多是五十多岁，三四十年龄段的是个断档，我觉得，如果关于农村医疗政策能够持续的话，我的梦想还是可以实现的。”
邵金辉认为只要自己坚持下去，在医院当医生，有资格考取医生资格证，然后再申请执业资格，应该还是可以的。邵金辉反复强调，自己不需要社会的同情和怜悯，只需要一个能够完成梦想的平台。
对于邵金辉的坚持，并非都是赞同的声音，而邵金辉的求职之困，也普遍存在于其他残疾人大学中之间。
听力有残疾的罗晓(化名)2011年毕业于沈阳大学，同样遇到了就业的困难，罗父告诉记者：“孩子听力受损是因为小时候青链霉素过敏所致，600万分之一的过敏概率发生到我孩子身上，从小就戴着助听器，从没考虑过让他去接受特殊教育，就让他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就希望他别和社会脱节。现在政府对残疾大学生的就业还是很重视的，罗晓还没毕业的时候，市里的社会保障部门、残联以及区里的相关部门都家访过，对于孩子的就业也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可在执行的时候，却很难落到实处。”
罗父说，在相关领导的批示下，罗晓被安排到了一个事业单位，可去报到的时候，该事业单位却称：“没有编制了，罗晓只能以劳务派遣的身份到该事业单位下属的一个企业工作。”
这样的结果让罗父拒绝了，在后来，罗晓成了一名保安。“说是保安，其实就是打更的，因为那时他就职的单位正在建设中，也没啥人，每次同学聚会后，孩子总会有心理落差，说某个同学找到工作了，月薪3000多，而自己念了四年大学还只是保安。”
对于孩子的失落，罗父只有好言安慰：“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已经不希望孩子有什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了，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等到我们都没了，他能靠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家庭。孩子是学建筑的，今年就通过招聘找到了相关的工作。”所以，罗父对邵金辉这样的坚持是理解的，罗父说：“上天已经让这些孩子的人生有了残缺，弥补这些残缺，只能靠自己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邵金辉的执著，毕业于渤海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王斌就曾表示：“我能体会邵金辉的内心，但作为一个残疾大学生来说，应该放宽自己的就业渠道，人为地限制自己的就业渠道并不可取。”这个被诊断为“肢残二级”的应届大学生，如今正在进修，“肢残二级”意味着王斌丧失了部分独立生活能力，但王斌说：“都已经这样了，只能让自己乐观起来，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自己的内心，别那么敏感，不要遇到常人关于残疾的玩笑就往自己身上联想，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会被社会更广泛地接纳。”
同样是2012年毕业的严云(化名)大学时学的是建筑专业，致残三级的她在残联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份公益岗位，在一家事业单位里从事档案管理。严云说她当初也投寄出百余份求职简历，同样都没有结果，“幸好有政府的帮助，虽然薪水不多，但各种保险都有。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与当初学的完全不一样，作为残疾大学生，我建议邵金辉先找到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而不是拘泥于非医生不当的尴尬中。”
事实上，段志伟也曾给邵金辉建议，“现在残疾人就业领域中，盲人按摩的前景最好，我建议过邵金辉既可以去大的按摩中心当保健医生，也可以回到家乡带几个盲人，发挥自己中医的特长，一样可以为社会做贡献。”
但邵金辉还是想着坚持自己的医生之梦。段志伟说，从全省的情况来看，残疾大学生就业比普通大学生就业更困难，这是个现实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残联副理事长孙淑君也表示：“残疾大学生就业面临的困难，也会在普通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现在政府每年都会给这些孩子提供平台，提供支持政策和公益岗位，但仅仅靠政府还是不够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需要全社会的认知
中国对残疾人就业从1994年进行改革，从此前的集中就业、安排福利企业过渡到分散就业，让残疾人到社会中就业。“这个做大的好处是让残疾人与社会更好的融合，也是从发达国家借鉴而来的……”辽宁省残联残疾人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段志伟说。
沈阳市残联就业指导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近些年，政府每年都会出台帮助残疾人就业的政策，更关注残疾大学生的就业，除了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公益岗位提供给残疾大学生，还会找很多企业，通过社会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在沈阳市残联提供的一份《2012沈阳市城乡残疾人网络就业洽谈会企业用工明细表》中，有28家企业提供了500余份岗位，薪水多是1500元左右。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方面，找愿意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不容易，另一方面，一些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大学生对企业提供的薪水又不满意，所以，安排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大学生就业并不容易。”
邵金辉说，为供自己读书，家里已经欠下近3万元的外债，如果放弃医生的梦想，随便找份月薪1500元的工作，“以目前的物价水平，仅仅能养活自己。”段志伟称：“因为经济的发展，我们很多企业还没有足够细化的工作，他们招聘人员往往需要一专多能，而身体有残疾的往往很难达到企业的要求，薪水也就不会太高。”
实际上，政府并非没有考虑到企业的难处，已经出台多年的残疾保障金就规定，如果企业招聘残疾人的比例占到企业总数的1.7%，就可以免缴每年760元，这就意味着，以百人规模的企业计算，如果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该企业每年就必须缴纳7.6万元。
但现实中，许多企业宁愿缴纳残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排残疾人就业。
对此，段志伟说：“一方面是社会文明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另一方面，社会还对残疾人有歧视的色彩。在发达国家，企业安排了残疾人就业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有参观的都会领到残疾人工作岗位，以表现自己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但中国很多企业即便是雇用了残疾人，也都安排在外人难以看到的地方，生怕被别人看到，影响自己的企业形象。”
据了解，中国对残疾人就业从1994年进行改革，从此前的集中就业、安排福利企业过渡到分散就业，让残疾人到社会中就业。段志伟称：“这个做大的好处是让残疾人与社会更好地融合，也是从发达国家借鉴而来的，但遗憾的是，社会的整体文明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一方面是社会意识的不足，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家捐款几千万，但几乎看不到哪个企业家给残疾人提供多少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残疾大学生也要加强自己的融入意识，有这样的现实例子，企业要求员工按时上班，但会有残疾人经常迟到，一旦批评，残疾人就会抱怨，这就加大了企业的管理成本，类似的事情虽然不能说很普遍，但也不是特例。”段志伟说。
辽宁某科技公司提供了多个岗位给残疾人以及残疾大学生，该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之下，残疾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的综合能力还是有些许差距，遇到工作难题时，如果不主动问他们，他们宁可自己一直钻研下去，也很少主动向同事求助，多少会影响工作速度，我们企业的残疾人从没有迟到的情况，没有人因为残疾而影响到正常的管理。”
记者所采访的多位残疾大学生，无论就业与否，都表示，“绝不会因为自身影响别人，这是基本的准则。”
另外的好消息是，经过本报的报道，已经有医疗机构愿意给邵金辉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邵金辉说，希望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