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穿梭于片场之间，却不是明星大腕，只是镜头中的浮光掠影；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用时间去守望，等待奇迹的出现。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群众演员。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迎来突飞猛进的时代，群众演员作为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用愈发凸显。最近，香港导演尔冬升的新作《我是路人甲》，登上了《好莱坞报道者》等外国媒体的封面。这部电影讲述了长期在横店影视城打拼的“路人甲”们的生活经历，预计于明年上映。
除了横店，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厂”）也是群众演员的聚集地。据说，北京的群众演员有50万人之多。就像商界的马云那样，从北影厂走出去的王宝强被当作群众演员中的代表，一个被视为“草根逆袭”的励志人物。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群众演员都揣着“明星梦”，有的人是为了一日三餐，有的则是为了追星或者体验生活。大部分群众演员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很多人连普通话也说不标准。即使他们心里清楚，成为下一个王宝强的几率有多小，他们依然日复一日在北影厂的大门口等待。
去年春，南方日报记者曾跟随部分群众演员，赴北京朝阳区某剧组深入采访，不久前，又对受访者进行了一次回访。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观察，就是从这一个个或喜、或悲的故事开始的。
1
关键词：等待
“我想做中国的卓别林”
58岁的梁守爱住在北京昌平沙河镇的出租屋里，每月租金400多元。13年来，梁守爱一次又一次坐同一班公交车，经过1个小时的颠簸，来到北影厂门口。临出门时，他会带上烙饼和白开水，这是他的午饭。
在北京群众演员的圈子里，梁守爱小有名气。几年前，国内某主流网站推出过一档节目，叫《中国人的一天》，第一期报道的嘉宾就是他。只不过在北影厂门口，人们并不常叫他的本名，而是按“圈内人”称呼艺名的习惯，叫他“野狼”。
蓄着络腮胡子，扎着小辫儿，这是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梁守爱保留多年的造型。一年前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他时就是如此，一年后依旧没变。不变的，还有他的“坚持”。
梁守爱出身于工人家庭，年轻时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后来在一家外企上班。2001年下岗后，他举家来北京打工。起初，他做过小买卖，也给个体户打过工，但做的时间都不长。直到有一天，梁守爱从收音机里听到还有“群众演员”这个行当，他决定成为其中一员。梁守爱自己的说法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艺术的血液。”
做过多年群众演员的人，一旦来了兴致，便会津津乐道自己的参演经历，围观的新人则投以羡慕的目光，这是北影厂门口常见的一幕。做了十多年，梁守爱也算是“老戏骨”了，他出演过的角色有400多个。聊起参演过的电影，梁守爱如数家珍，比如，在电影《建国大业》、《赤壁》、《永不磨灭的番号》里他都露过脸。虽然很多时候，他在镜头里只是一晃而过。
梁守爱的妻子在北京做保洁员，一开始很反对梁守爱干这一行，觉得不靠谱，后来拗不过，只得顺从作罢。但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看电影时，通过他扎在后脑勺的小辫子，认出他来。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也很支持他演戏，这令梁守爱感到很开心。
在北京，普通的群众演员一天工资，从30元至80元不等。特约演员则分为小、中、大三个级别：小的特约演员会有一两句台词，日收入100元左右；中等特约演员每天收入400-500元；有名气的特约演员一天最多能达到几千元。目前，梁守爱已经脱离了“普通群众演员”的身份，片酬达到每天2000元。去年，梁守爱还以配角身份参演了谢霆锋、高圆圆主演的电影《一生一世》。在片子里，他扮演的是与谢霆锋一起在秀水街做买卖的商贩。
与片酬的水涨船高相随的，是梁守爱“粉丝”的增加。走在北影厂附近的大街上，他经常会被人拦住要求合影。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梁守爱并没有改变维持了多年的生活习惯。他的午饭仍然是烙饼就白开水，他和老伴仍然到批发市场去买菜，买水果也是挑最便宜的。
现在，梁守爱还会乘着那趟公交到北影厂，等待更多的机会。对他来说，等待是一项基本功。“我不满足，我想天天都能站在舞台上，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守爱说自己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还要再演20年的戏，如今他又给这个期限增加了10年，“再演30年！”“虽然我的表演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我想做中国的卓别林。”
2
关键词：游离
“人很容易离开，但思想离不开”
6月26日，是孙志民前往牡丹江的日子，一部动作电影将在那里开机，孙志民至少会在那里呆20天。“能跟组20天，我就有20天的活儿，这就意味着这段时间的收入是稳定的。”孙志民也不知道他做群众演员还会做多久，至少能长期跟组，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
和王宝强一样，27岁的孙志民也来自河北，他说自己就是因为看了王宝强接受采访的视频备受鼓舞，来北影厂等活儿的。在此之前，孙志民在老家承德做保安。他只有初中学历，这在群众演员中很普遍。据2012年的一份《中国群众演员生存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的数据显示，以浙江横店影视城为例，90%的群众演员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82%。
2012年来京之后，孙志民有点后悔了。“年轻人不要来当群演。老人来了还可以熬一下时间，熬成了特约演员一天能挣几百，而像我们这样没经验的，拍一天一夜也只能拿四五十元钱。”
孙志民住在昌平沙河一间濒临拆迁、月租150元的房子里。即便节衣缩食，他每天也至少要花30元。来北京近2年，他的银行账户里没有余钱。他的父母在老家卖服装，一直劝他回家跟他们一起合伙做生意。孙志民不愿意回去，原因之一，是“不想过平庸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脸面回去。”
在北影厂门口，每天都能看见新面孔的加入，另一方面，每天都有人离开。根据上述调查报告，群众演员放弃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工作不稳定”，此外还包括“发展前景渺茫”、“生活条件太艰苦”、“权益受到侵害难以得到保护”等。
年纪越来越大，买房结婚遥遥无期，孙志民不是没有动摇过，而他也确实尝试过转行。他做了一段时间房产中介，但两个月内，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于是，他只好重操旧业，继续做群众演员。
回看这段可以说是失败了的“出走”经历，孙志民有着自己的理解：“卖房子有很多人挣大钱，可前提是要培训几个月，我等不及了，年龄等不及了。”孙志民很想谈恋爱，但他一直都没有女朋友。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今年年底能找个对象。
至于长远的梦想，他说：“等将来有钱了，注册一个广告公司。名字都想好了，但就是没钱。”
到现在，他仍然举棋不定。他说自己的心态“就像一个老人”。“要离开这里很容易，但我的思想不离开也没办法。总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勾着你。”
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让他放弃群演？孙志民想了想，回答说：“如果给我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我也不愿意做，因为当群演工资是按天结算的，能天天见到钱。”
3
关键词：生存
“奋斗才能生存下去”
有人将群众演员分为三类：一种是期待出名的影视爱好者，一种是对影视圈充满好奇的年轻人，还有一种是靠当群众演员维持生计的人。88岁的赵本一，就是第三种人。
当演员是为了挣钱，赵本一从不避讳这一点。平均下来，赵本一每个月能挣两三千块钱，与一般的群众演员相比，这样的收入已经不低了。
“如果不挣钱的话，在北京就生存不了。年轻人可以去当保安，但我只能做这一行。”虽然演戏是为了维持生活，但赵本一也强调，“演戏能让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一个老头，孤零零待上几年，很容易得老年痴呆。但是，我和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保持沟通，这能更新我的思想。”
赵本一是江苏人，他自称年轻时是林彪领导的东北第四野战军的抗日战士，曾经和董存瑞是同一个连的战友。退伍之后，他和老伴在辽宁养过鸡，种过葡萄。1992年，老两口来到了北京，很快，他就开始做群演。不幸的是，没几年，老伴就得病去世了。他用“流浪”这个词来形容自己20多年来的独居生活。他没有固定的住处，或许是军营的生活练就了他吃苦的本领，为了省钱，桥洞是他常年居住的地方。他并不觉得这么大岁数了住桥洞有多苦，“就是夏天蚊子多，有条件了就买点蚊香。”
赵本一连续演了十几部戏，才等来了有台词的角色。每接到一个角色，赵本一都会用心琢磨演技，私底下练了很多次。他说：“记台词的功夫也是我自己练的，我还特意学过英语，果然派上了用场，有一次演难民，我就说了句英语。”
通过接戏，赵本一也积累了一些人脉，他认识一些导演，还给自己做了一份简历，印了名片。一般情况下，有台词的角色才会被列入简历。赵本一的简历显示，他曾演过冯德伦《太极》中的十八长老、张纪中《英雄时代》中的部落长老，以及《建国大业》中的民主人士陈叔通。
赵本一今年接到的戏并不多，加上拍广告也只有6次，他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夏天做群众演员的活儿比冬天多，但竞争者也多了。
因为生活拮据，大多数群众演员会在拍戏间隙做些零工，比如临时保安、钟点工等，还有人会去医院、火车站，帮人排队挂号、买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群体也是北京一个流动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采访中，“生存”是赵本一多次提及的字眼。为了生存，没戏拍时他也会另谋出路，比如当人体模特或装卸工。“当卸工挣钱少，别人不愿干，但我愿意。有收入，还能锻炼身体。很多人都说我力气大，能把一袋米扛上车。人要奋斗，才能生存下去。”
赵本一没有子女，只有一个侄子在上海。他的侄子每年都会来看他，想把他接到上海，但他觉得在北京更自在。
其实赵本一也有过不当群演的念头。老家离长江近，打渔是件不错的事情，“但回去修房子要好多钱，而且我没有船，买船的话也要好多钱。”赵本一喃喃地说。
4
关键词：理想
“不上春晚不罢休”
在群众演员这一行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王宝强成名前等戏的故事。例如王宝强当年在北影厂门口“趴活儿”时，会在树杈上睡觉。王宝强本人在受访时也曾多次提到这个细节。
凭《天下无贼》一举成名之后，王宝强并没有立即告别北影厂和建筑工地。田长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认识王宝强的。“我们一起在八一影视基地演过日本兵，当时王宝强还在工地上班。后来有导演邀请他，他就把工地上的活儿辞了，专心拍戏。我没有他的运气，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什么都能做到。”田长生回忆说。
田长生49岁，四川遂宁人。以前在四川做厨师，2003年离异后，他来了北京，做过一段时间老本行。偶然间，他在报纸上看到招群众演员的广告，出于对表演天生的喜爱，他当即决定报名。
明星拍戏受伤是常有的事情，对群众演员来说也是如此。拍电影《赤壁》时，有一个六七百人从山上冲下来的场景，田长生也在其中。当时，他摔了一跤，从山上滚了下来，右手划伤。还有一次，他从战船上跌入水库，所幸无碍。“一般剧组都会给补偿，但我觉得受伤的又不止你一个，如果因为你的表现而影响了其他人，也不好。剧组的人也会给你精神鼓励，夸你演戏演得好。”
做了一段时间群众演员后，田长生也开始当“戏头”，负责帮忙联系其他群众演员。“有时候群众演员一下子需要六七百人，几个人喊不来，就让我们每个人找几个。本来一个演员60元，叫来一个我能挣20元，叫六七个能挣100多元。”
大多数带着板凳在北影厂门口等戏的人，心里都明白，王宝强终究是一个“传说”，田长生也不例外。“成名要靠运气，也要有一技之长。”他觉得自己的特长，除了演戏，就是唱歌。田长生曾经在地下通道遇到过成名之前的“西单女孩”，他记得当时她的手都冻伤了还在唱歌，“这触发了我唱歌的念头。”
田长生随即购置了一套音响设备，在西直门附近唱歌。他学会了简谱，也能写歌，但因为没有录音设备，只能到录音棚去录，“我那时拍戏挣的钱都拿去录音了。”
北京奥运会前，田长生创作了不少奥运歌曲，如《欢迎参加北京奥运会》、《北京2008》、《中华民族一条心》等。2008年汶川地震时，田长生带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和音响设备回到老家，给灾区群众唱歌。返程时，一位灾区朋友送给他一辆摩托车，田长生一路走，一路唱。那段时间，他一度成为当地媒体的焦点。
如今，拍戏之余，田长生的生活被一场场演出所填满，这些演出当中9成都是公益性的。他的随身家当从昔日的菜刀菜板，换成了一个旧音箱和一个话筒。田长生有一个儿子，现在大学毕业了在北京工作。“我没有去找过他，但他来看过我，他没有钱我就给他打生活费过去。”
过去跟他学做菜的徒弟，对他的选择不理解，“那么好的手艺不去炒菜跑去唱歌。”但田长生的想法是，把歌唱出去，唱到春晚去，还要唱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去。“不上春晚我不罢休，我要让徒弟知道我这些年没白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