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和国企高管的收入过高是不争的事实。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且主要来自国企高管群体。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已历时8年之久，但出台期限却屡次延期。国家发改委分管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博弈的关键点主要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分管工资政策的人社部有关官员表示，在向央企征求规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见时，曾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强烈反对。看来，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作的调研报告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今年12月9日，由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61，远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属于联合国定义的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这些调研结果表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影响到社会公平，到了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且主要来自国企高管群体。这是因为，民企老板收入再高、财产再多，哪怕几十亿、几百亿，只要是合法的，国家只能通过税收来调节，公众也不会“仇富”；军队是肩负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属高风险职业，军官收入即便高一些，百姓也能认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尽管社会对他们不须缴劳动保险、享受免费医疗等福利待遇颇有微词，但收入处于中等或偏下水平，也不属于调整范围。重点需要调整的则是央企和省市所属的国企高管的收入。
央企和国企高管的收入过高是不争的事实。具体涉及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移动、联通、邮电、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中海油一向以高管高年薪而受到社会批评，几年前其前任董事长傅成玉的1000万元年薪曾引起轩然大波。而在众多行业中，尤以银行、保险、证券高管薪酬水平为最高。2001年，保险公司高管人均年薪168.63万元，证券公司112.07万元，银行106.05万元，远远高出其他行业企业高管收入水平，较企业内部职工工资也要高出20-30倍，更不要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了。
把央企和国企高管收入降下来，触犯他们的切身利益，不情愿甚至极力反对乃在意料之中。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和武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邓崎琳的发言颇具代表性。邵宁日表示，央企高管薪酬比国际同类岗位低很多。邓崎琳说：“我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实行高管高薪。”他们的这些理由，看似有道理，实则难以服众。央企高管，严格地说是由政府委派的行政人员，但是却可以打着企业化的招牌，像民营企业高管一样获取高薪，同时可不必像民企高管那样承担市场风险。就目前来说，对央企高管的收入分配，基本上还是由央企自行裁定，如果将央企视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企业，这原本是合理的，但央企实际上是受到国家政策保护而拥有垄断地位，其获取利润采取的是粗放式“坐地生钱”模式，高管个人对企业获得高额利润的贡献极其有限。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给央企高管创造了利用权力自肥的通道。因此，把他们的薪酬调降到合理的水平，无疑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到广东暨深圳视察时也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相信，只要有立志改革的政治勇气和决心，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克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挠，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得以推进和落实。”
